政治

6月16日的意義——背負著人命的抗爭/林兆彬

過去一年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很多運動裡頭的想法或規範其實都不是突然出現,而是由不同事件累積而成。例如,首名殉道者梁凌杰在太古廣場外懸掛布條,用生命去控訴,確立了之後的五大訴求。從那天起,香港人和民主運動開始背負著沉重的人命。2019年6月16日,有兩百萬零一名香港人走上街頭,寫下了可能是可一不可再的光輝歷史。大家記得當日叫喊得最多的口號是什麼嗎?我印象中是「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確立了這場運動的核心價值觀。

在一個城市裡頭,有近三份之一人口的市民上街抗議,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我唯一想到的類似例子是1989年8月23日,「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800 萬人口中,有近200 萬人築起人鏈,要求脫離蘇聯獨立。最後,他們成功了。

由6月9日的100萬人急增至6月16日的200萬人上街,主要原因如下:

(一)政府無視6月9日100萬人遊行的訴求,當晚預告6月12日立法會繼續二讀惡法
(二)6月12日,政府首次向抗爭者發射橡膠子彈和布袋彈,警暴問題爆發,定性當日是暴動
(三)6月15日,林鄭開記招宣布「暫緩」修例,但態度極為「嬲打」
(四)6月15日晚,梁凌杰墮樓身亡,成為反修例運動中的首名死者

正如我在《6月9日的意義》和《6月12日的意義》所提及過,反送中運動在早期便確立了「和勇不分」或者「和勇和一」的理念,沒有犯下雨傘運動和魚蛋革命當年互相分化和割蓆問題。當政權竟然可以無視以為到達了極限的100萬人和理非遊行,6月12日的勇武抗爭便有道德正當性。當黑警的武力程度誇張得不合理、血腥鎮壓612抗爭者的時候,社會就只會同情勇武,不同意當日是暴動,激發出和理非行動升級變成為200萬人遊行。由於新加入政治運動的群眾太多,所以沒有過往的教條主義包袱,和勇兩個方法都去試,不知道哪個方法一定成功,即是所謂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隨著6月15日林鄭的火上加油和梁凌杰的殉道,香港已經不能再返轉頭,民憤雪球越滾越大,訴求不斷增加。6月16日上街的主要理由已經不再是反惡法,而是反對政府和同情抗爭者,更是一種想推翻政府和拯救抗爭者的共同情緒。因此,很自然就發展出「撤回暴動定性」、「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暴」、「林鄭下台」和「真普選」這些訴求。

而6月16日叫喊得最多的口號「沒有暴徒,只有暴政」,不單止針對612的暴動定性,更是「和勇合一」的正式論述。開始有越來越多人覺得是暴政迫使人民使用武力,所以人民勇武抗爭在道德上是合理。這論述更帶著革命的意味,因為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絕大部份的政權更替或政制改革都包含武裝抗爭的成份,例如辛亥革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難道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暴徒」?「沒有暴徒,只有暴政」代表香港人在民主運動或反威權運動中,開始接受違法和武力的抗爭路線的出現,甚至將社會運動革命化,這是前所未有的質變。

過去一年,有無數人在反送中運動裡犧牲,其實在某程度上,全香港所有人都在「吃人血饅頭」,沒有612的犧牲,送中惡法早已在立法會通過;沒有梁凌杰的殉道和往後在和勇抗爭中被捕的手足,林鄭根本不會宣布撒回惡法。香港人已經是坐在同一條船的命運共同體,當有人跌落水犧牲,減輕了船的重量,其他繼續坐在船上的人無可避免須承擔道德責任。作為香港人,作為背負著人命的我們,就只能夠繼續把殉道者的遺志、精神、理念貫徹下去。香港人,無得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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