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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狂熱--我們真的需要公共論辯嗎?/阿捷

港人讀政治新聞、時事評論,最愛看抽水嘴炮文。

「生活苦悶無奈,政治又無出路,不如看名嘴『公知』抽水嘲諷奚落嘴炮,起碼好笑。」友人告解,亦是港人愛將政治娛樂化的真實寫照。

其實,這是一種病。有病不醫,患者遲早不是變得犬儒,就是變成狂熱的政治偏執狂,尤其後者,病入膏肓,難以治癒。政治偏執狂,每每只見到自己的世界,以為自己是正義化身,持相反意見的人不是港豬,就是邪惡的敵人(譬如投共)。最佳的見證,便是近幾年香港的討論氛圍,無論左右自由派甚或臉書網民,都充斥這類敵我矛盾的偏執情緒。

這類人越多,良善的討論文化就越無可能出現。所以,我有時甚至寧願人們看娛樂圈八掛新聞,反正兩者在心態與智性上毫無差別。雖然,我身為自由主義者,應該鼓勵人民積極參與政治討論才對。但前提是必須以理性審議為基礎,不滿足這條件,我寧願人們對政治不聞不問,也不要多生一個狂熱者。

這可能引來自由主義者反駁,因為他們相信這會陷入死胡同:人們越對政治不聞不問,政治就越難發展得完善。人們積極參與政治討論,公共討論就是自身最好的教室。遺憾的是,這種天真的想法愈來愈受到社會研究否定。在網絡發達、人們溝通非常方便容易的年代,換來的結果卻是全球各地更多的不解、自我封閉,以及爭論不休的政治衝突。

自由主義者面對這個困境,往往只會提出如何建立良好討論文化、培養公民質素等建議;但理論講了幾十年,現實卻無法扭轉局面。最後,大多數學者又回到終極起點:「由教育著手,才可能有根本改變」。我愈來愈看不透這項建議。每次出現社會問題,學者總會提出改變教育的重要,但教育制度偏偏受到市場經濟與政治結構把持。

教育制度本身就是社會結構的一環,別論什麼改變,只是如何避免惡性循環,已是當下全球公民社會面臨的大難題。教育無疑是對抗錯誤的最強武器,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面對教育制度的牢固性,人們除了訴諸個人的一點綿力,做好自己老師角色力挽狂瀾之外,亦別無他法。

最近我讀畢一本民族誌。作者是社會學家,他親身走進美國最高犯罪率之一的貧民區,與當地的黑人與黑幫接觸,甚至生活。作者在裡頭認識的黑人,無一不奚落他與社會學家提出的所謂專家建議,譬如加強教育、辦免費學校,令黑人青少年有書讀,藉此改善黑人長久弱勢的問題。

黑人都異口同聲說這類建議都是空中樓閣、無用多餘。試想一下,活在貧民區,青少年的家人父母本身就很窮困,三餐不保。黑人青少年需要照顧家人,自己又要生活;他們又眼見讀完書的黑人長輩在外工作受到不平等對待,無法升職甚至除時被解僱。年青人不是傻的,見到長輩讀完書仍然沒有出路,家人又貧困、急需金錢生活,自然不會想上學。這時候,貧民區販毒的黑幫便向他們招手。

設身處地、將心比己,假如你是當地的青少年,你會選擇讀書但家人無法生活、前景亦不見光明,還是販毒博一博?你也許可以大義禀然一口拒絕販毒,但現實結果是不少黑人青少年都加入黑幫,參與販毒。也許,有人以為年少無知愚蠢,選擇了一條不歸路。但實情是很多受過教育與在外工作過的黑人,最終還是回到當地加入黑幫。可見這不是蠢不蠢的問題,是生存的問題。面對上述的個案,我們不禁要問:只由教育著手,就真的能解決社會問題?

在此,我可能談遠了,也可以說沒有。

政治狂熱份子,最大問題是凡政治即想理。簡單而言,就是八掛,政治八掛。明明對議題不熟悉,卻要諸多意見,但腹無半點墨,只懂嘴炮抽水。某個討論空間只要有幾個這類人,就會破壞整個討論。假如整個網絡討論都充斥這類人,甚至名嘴寫手不乏這類人,所謂公共討論空間,就與菜市場喧嘩吵鬧無異。

更糟糕的是,我們的媒體亦愛「助養」這班人。媒體報道政治新聞的手法,愈來愈像娛樂新聞。為了賺取點擊率,不惜製造大量無關痛癢的「新聞」、無營養的「評論」。香港人常言道,TVB劇,數集不看,亦不會影響觀眾瞭解主線劇情。其實,我們的新聞、政治討論,亦愈來愈像TVB劇,不看幾天,甚至整個月,都不會遺漏真正重要的信息。

其實,真正關心與瞭解社會議題的人,往往不是專家,就是議題的直接得益或失益者。雖然,因為涉及切身利益,後者特別容易情緒高漲,但只要控制得宜,討論至少能有真切而實際的效果。況且,真正迫切的社會政策,直接得益者(即需要被幫助的人)都是弱勢社群。他們往往最熟悉自己的困境,以及自救的方法,絕對值得思政者參考。譬如,剛才提及的貧民區,當地居民都有自己一套地下規則與互利共生的方式,雖然大多有威嚇、賄賂、暴力等各種不道德不合法的交易,但至少可以平衡各方勢力,彼此共存。假如政府只懂找外來警察介入阻止這些交易,隨時好心做壞事,令一眾居民陷入更大危機。

所以,面對社會問題,最需要的是真切聽取與瞭解弱勢社群的困境、訴求,以及他們自建的生活秩序,才可能找出問題的核心根源。很多社會問題根本不需要聽取「民意」,即大眾的意見,因為好多人根本連問題實況亦未弄清楚,更莫言要進行有意義的公共論辯。人們應該至少要聽取足夠的專家意見,與弱勢社群的困境與訴求,才可能達至有意義的公共論辯;否則,像現今網上的所謂討論,大多訴諸情緒、流於表面;越討論,只會越令人頭昏腦脹、越令真正問題掩藏於無謂的偽爭論中。

然而,邊緣弱勢的聲音要走進主流社會,亦是困難重重,畢竟他們大多不願意提及自己的生活與感受。所以,我們才需要社會學家進行田野考察,瞭解他們真正困境與訴求。我時常提到社會學與人類學何其重要,便是這個緣故。讀社會學或人類學的書,總是會不斷提醒自己:「原來自己並不真正理解不同社群、階級、性別的人、他們的生活。凡事不要理想當然、簡單偏面、做人也不要太自大,世界實在很大很複雜。」若論教育的重要,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廣闊視野與人文關懷,便是必不可少。

原刊於:《正心誠意

Reference

Sudhir Alladi Venkatesh(2008):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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