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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公民抗命 (一)/阿捷

by Vasco Lam

前言

雨傘運動是近年香港最大型的社會運動。雖然運動已經失敗告終,但運動的種種,仍然深深烙印於港人的心裡。

對雨傘運動的疏理與反省是必要的。

當初,佔中發起人以「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為號召力,令香港的社運討論注入了新血。當時,我亦為「公民抗命」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如今雨傘運動完結,我會修訂這些文章,為歷史留下紀錄。畢竟,雖然有些人不同意雨傘是公民抗命,亦有參與者認為公民抗命的理念束縛了運動;但時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將雨傘運動視為公民抗命的典範。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

「公民抗命」這個詞彙來自於19世紀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當時美國政府參與墨西哥戰爭與實施奴隸法。梭羅認為政策違反公義,但當時社會大部分人都認同美國政府的作為。於是,梭羅拒絕繳稅以示反對這些政策,並稱這種手段為「公民抗命」,號召了不少群眾追隨。

從此之後,很多社會運動都被視為「公民抗命」的典範,譬如甘地對英國殖民的統治、美國的民權運動、南非的種族隔離對抗、昂山素姬的民主運動等等,都是導致社會劇變的重要事件。

公民抗命,一般被理解為「透過公開、非暴力、違法的方式來改變法律與政策的社會運動」──這也是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對公民抗命的經典定義。

在當代,羅爾斯對「公民抗命」提供了著名的系統性分析與辯護,但同時也惹起不少批評,譬如他對「公民抗命」的理解過於狹窄,公民抗命是否一定要非暴力、公開、參與者是否必須自願接受法律懲罰等等的問題,都成了具爭議的對象。

哲學家對公民抗命的討論

哲學家對公民抗命的討論,大致可歸納成:

1.什麼是公民抗命,它包含什麼重要的內涵?

2.公民抗命涉及違法行為,這是正義或合理的嗎?

3.公民抗命可能會影響別人的生計、亦可能對社會的經濟有負面影響,這種行為應否被容許與容忍嗎?如果應該,理由是什麼?

4.公民抗命是否一定要非暴力與公開?

5.參與者需要負上什麼道德與法律責任?

如果我們將香港的雨傘運動套進這些問題,便會產生更多切身的問題,包括:

1.雨傘運動是公民抗命嗎?如果雨傘運動不是公民抗命,它有正當性嗎?

2.反對者稱運動違法、衝擊法治、影響民生。如果你認為這些都不構成問題,你會給出什麼好理由回應他們呢?

3.雨傘運動出現了多次肢體衝突的場面,這會令運動失去正當性嗎?

4.運動結束後,參與者是否必須自願接受法律懲罰?

要恰當回答這些問題,需要考量當時現實的社會處境、運動的策略,以及正義原則,三者並連相關,不能簡單抽離地作出分析。接下來的文章,我希望能為大家提供一些可供思考的素材。

正當性重要嗎?

最後,也許有人會說:「雨傘運動的正當性不是顯而易見嗎?難道你以為參與者有錯?我們應該關心自己為何失敗、將來如何勝利才對!」

老實說,我不完全反對這說法。我理解,對於很多參與者而言,運動的正當性是無容置疑。我也認為我們應該分析運動失敗的原因。但運動的正當性與成效,就像鐘擺的來回擺盪,互為影響。運動中時常出現行動如何升級的爭議,當中不單純只是策略問題,譬如癱瘓所有馬路交通是否恰當,便涉及道德考量。況且大家也明白,思考策略時忽略了道德,隨時會失去民心,招致失敗。正當與成效是不能完全分割的。

運動結束,後雨傘(後佔中)反省與思潮隨之而來。戴耀廷明言雨傘運動未盡理想,參與者合該更有共同承擔責任的道德背負才對。如果我們不同意他,是否表示我們已經承擔了運動的所有責任?這些責任是什麼?當我們思考清楚這些問題,時機又成熟時,也許會出現更為統一、更聚民心的社會運動。

*註(1):「公民抗命」也譯做「公民不服從」

*註(2):本文的初稿完成於2014年7月11日,雨傘運動的前夕;現修訂於8/10/2015。

原刊於《正心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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