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伊斯坦布爾與香港/楊天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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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賺點外快的土耳其人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上擱一串彩虹氣球,坐在岸邊,身旁擱一支汽槍,釣魚,等魚和遊客上釣。

汽船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閃亮的水面上奔馳。甲板上遊客各佔一隅,一邊勉力按住頭顱好讓髮型不被猛烈的海風吹散,一邊自拍。喇吧廣播的導賞聲帶被轟隆的馬達聲蓋過,只有「…亞洲…」二字依稀可辨。

船的左方是歐洲,右方是亞洲。這就是博斯普魯斯海峽,這就是伊斯坦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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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兩面,不禁為「界線」這人為之物而感驚奇。到底是甚麼決定性的差異,讓一塊大陸給切成非此即彼的兩邊?而伊斯坦布爾對這一點的漠然也讓我訝異:她並未有為自己是世上橫跨歐亞的最大城市而感自豪。我的意思是,伊斯坦布爾的人們不像我們,香港人──宣揚著東西交匯的文化身份,並把它化做學術、文化、商業、旅遊的本錢。我曾經懷著一種類似重遇親生兄弟的心情踏足伊斯坦布爾,幻想甫下飛機便會看見海報寫道:「Welcome to Istanbul, the amazing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而直至離開這個城市的最後一天,我依然沒有見到這樣的表述。

我見到的是,政客忙於處理「歐亞」矛盾,商人忙於管理「歐亞」業務,遊客為自己乘坐擺渡往返「歐亞」而感動。但對伊斯坦布爾人來說,甚麼歐洲亞洲,別無意義。他們只是生活。許多人晚上在亞洲睡覺,白天在歐洲上班,而通過當中的第一或第二博斯普魯斯大橋,並不會使你倏的從亞洲人變成歐洲人或者從歐洲人變成亞洲人。他們只是生活,僅此而已。

Orhan Pamuk

Orhan Pamuk

Orhan Pamuk(瞧,作為香港人的我甚至愛在行文時直接使用英文名稱而不作翻譯,彷彿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聲明:我們就是中英並行的天之驕子)在他的名作 Istanbul: Memories of a City 裡面,提到伊斯坦布爾是焦慮的。她的歷史追溯至前七世紀。她曾是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拉丁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初期的首府。Flaubert 預言她在百年內將成為世界之都,Yeats 為這個他從未踏足過的夢想之城寫下著名詩篇《駛向拜占庭》。然而伊斯坦布爾終於還是失敗了。鄂圖曼帝國瓦解後,她變得貧窮,變得破落,而伊斯坦布爾人則在這曾經宏偉而終於坍塌成頹垣敗瓦的背景下,沉浸於專屬於他們的「呼愁」之中。一如 Pamuk 本人,伊斯坦布爾是一個過氣的貴族。

她曾經想把自己的過去抹走──一如雙手沾染到甚麼骯髒東西,想要徹底拭去那樣。取而代之的是破釜沉舟式的西化。塔克西姆廣場的餐廳售賣豬肉菜餚臉不改容,尼尚塔石的 LV Gucci Emporio Armani 展示出全球劃一的潮流服裝。女性在愛情上爭取主動是前衛的行為,家中擱一部鋼琴才是知性的表現。我在伊斯坦布爾國際藝術展做採訪,遇上的每一位藝術家、畫廊家都告訴我,藝術應該是全球化的。問他們本土性的問題彷彿是一種冒犯。他們恨不得把展位名牌上 “Istanbul” 這個字刪去。

於是西方對伊斯坦布爾的敬而遠之,便構成一組幾近諧謔的對比。歐洲人對文化南緣北轍的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一事,反對遠多於支持。我的德國朋友對柏林住了二十萬土耳其人心生不滿,譏諷他們的首都是「土耳其第二大城市」。滿佈清真寺宣禮塔的天際線更使美國人把土耳其想像為九一一的同謀。在十月伊斯坦布爾的一個下午,我在市中心一家意大利餐廳裡面赫然聽到了聖誕歌。或許店員覺得放甚麼都沒所謂,英文就好。他們或許不知道每天五次嚮徹天邊的誦經詞對許多西方人來說,除了恐懼還是恐懼。無論伊斯蘭教徒如何費勁解釋 Allah 與耶教的「神」其實是同一位,也無補於是。

伊斯坦布爾就像一個求愛不遂的尷尬少年。

伊斯坦堡的貧民區

伊斯坦堡的貧民區

兩行建築之間,海峽儼如飄浮在半空中

兩行建築之間,海峽儼如飄浮在半空中

就在這樣的一座城市裡面,在繁華的塔克西姆廣場鄰近的塔拉巴絲貧民區,在一座現代化旅館五樓一個房間內,在播放香港新聞報道的電腦屏幕前,我思索自己的城市。曾被英國統治一世紀讓我們的西化成為名正言順的事。商業都市的歷史則讓我們毫無保留地擁抱了西方現代主義。我們理性、積極,把一切正面或負面的因素都轉化為進步的力量。我們也跌過、痛過,但總是很快又爬起來再奮鬥,只因這是最有效率的生活方式。

效率與進步。這些現代主義的理念對香港人來說是如此根深柢固,以至它們竟成為了儼如太陽從東方升起一般的真理,世代傳承而從未曾被受質疑。因此你才會看見學生罷課而不罷學,堵得嚴實的中環街頭竟設有溫習功課的自修室。我們需要進步。場內從物流到消息傳播,條理分明更勝一線國家的商業活動。我們需要效率。哪怕最微小的細節都經過成本效益與市場反應的計算。而整場運動則被說成像一種投資:投放資本是知法犯法,預期利益則是一個更民主的香港。

事倍功半的事情不做,百無聊賴的光陰不過。從這個角度講,上一代和這一代其實沒有太大變化。我們都是徹頭徹尾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人。無論香港過去如何,將來如何,我們也不可能會有「呼愁」,因為失落的閒情逸致,是不屬於香港人的。

自伊斯坦布爾回港後,無論在佔場腦外,一種莫可名狀的疲憊感常常向我襲來。西裝筆挺的有為青年脖子上掛電子名牌,「嘟」一聲出入百層商業大廈;成群學生在中環街頭伏案溫習或者敲打鍵盤做功課;銅鑼灣熙來攘往的人流;地鐵站內每兩三分鐘便呼嘯而過的列車;不斷把手機畫面向下拉以獲取最新資訊的人們;電視上從右至左不斷流動的股票消息。每一個畫面莫不使我惶恐不安。更使我恐懼的是我對自己的認識:我就是最典型的香港人。每一個像夢魘一般的場景裡面都有我的份。我忽然想起李小龍。香港的標誌。三十三歲時他因勞累壓力交加,誘發癲癇猝死症逝世。我再過四個月也三十歲了。

我竟然懷念起伊斯坦布爾來了,那個空氣瀰漫著「呼愁」的失敗之城。Pamuk寫道:「所謂不快樂,就是討厭自己,討厭自己的城市。」這句話的妙處,就在於你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口是心非:他其實是愛戀著自己和伊斯坦布爾的,否則又怎會不快樂?

我快樂嗎?我不知道。我只是有時候覺得有點累。

(原文寫於十月二十四日)

分類:生活, 社會,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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