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Joey Kwok Photography

雨傘運動至今已屆兩個月，政府近日拋出扶貧和青年政策，企圖以此說服佔領者退場回家。然而，從佔領區的各樣觀察，以及筆者本身的理解，佔領行動實際上是一籃子關於世代之間，中港兩地之間，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所引發的問題，政改的爭論只是一個觸發點，令這些問題一次過爆發。記得前中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先生曾講過，香港正處於臨界點，社會矛盾即將引發一些激烈的衝突。現在回想起來才發現劉先生的確所言甚是。

然而，城市從來不是烏托邦，矛盾一直都存在，問題是城市能否吸收和消化矛盾，轉化成推進的動力。十九世紀中期之後，不少建築師及規劃師都嘗試以設計去解決一些都市化所帶來的社會矛盾。資本主義的演化令城市的密度上升，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每況逾下。建築師就嘗試建立新的城市模式，以城市空間去解決社會問題。這個題目幾乎主宰着整個現代主義建築的發展。現代主義大師Le Corbusier 曾明言道: ‘Architecture or revolution’ ，表示城市和建築能夠避免社會問題激化出革命。然而到了二次大戰之後，學術界的討論大都認為現代主義所主張的和諧共處、近乎法西斯的潔癖實際上是極權主義，烏托邦的底下根本就是一個敵托邦。反而，城市應該如Jane Jacobs 所言，是一個 ‘Monsterious Hybird’ ，乾淨和污穢，秩序和混亂，服從和創新，應該共存在城市之中，這樣的矛盾並非對立反而是社會的機制。城市的多樣性能夠給予人們一個選擇，城市能夠讓社會自行調節，建立一個維持社會穩定的環境。

佔領行動的解讀

香港近年的對立越演越烈，最後爆發雨傘運動，其中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正正是城市空間和公共空間的問題。城市和市民所渴求的生活模式有所出入，以致要透過佔領一個公共空間去表達自己所理想的生活模式。公共空間除了是一個可供公眾自由出入的空間之外，亦有其符號學上的意義，能夠表現城市的主體性，包含着不同的生活模式和價值系統。公共空間因此是人們培養出自己文化底氣和自我修養，培養個性和個人身份的一個靈性的場所。哲學家Walter Benjamin 旅居於共產政權底下的莫斯科時，看到莫斯科沒有咖啡室的，認為極權政府不能容許咖啡室存在是有原因的: 咖啡室是一個能讓人暫時離開大街，靜下來獨自思考和自我反省的空間。蘇共政權最不想看見的，就是人民培養出獨立意志，質疑對政權的服從。由此可見，公共空間的質素對個人的修養尤關重要，亦是發展公民社會的重要一環。

反觀今日香港，真正有意義的公共空間近乎完全消失。香港於殖民地時期沒有好好的守護城市空間，規劃上以商場等商業空間代替公共空間，令資本倫理不斷侵身城市空間，訓練出只懂談經濟丶搵錢大過天的經濟動物的一代人。回歸以後，港人當家作主後，沒有意識到問題所在，反而變本加厲。面對既有的生活模式不斷被資本倫理侵食，城市空間面目全非，慢慢培養出一種不安的情緒。而既得利益者則以’阻住發展’等經濟動物的思考模式對此作出批評，令新一代的不安感變得激烈，而本土主義亦在這樣的情緒下落地生根。因此，近年的各樣抗爭，從皇后碼頭一役開始，都和城市空間有關，以城市為舞台。雨傘運動以此為底氣，和這些抗爭運動一脈相承。固此，出現佔領的場面，絕對不值得大驚少怪。

民眾對城市空間的發展方向不滿，漸漸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城市。人們流離失所的意志需要一個家。因此，於佔領出現後，於道路這一個缺乏意義的空間上出現了雨傘廣場，夏愨村等為空間重新定義的現象。在這個空間當中亦殖入了一些行為的規條和守則，如垃圾分類，保持地方清潔等公民社會的價值。相比之下，很多人發現佔領區的空間比今日的香港更稱得上是自己的城市，對佔領區的歸屬感比起對現實中的香港更大，找到身份的認同之餘亦找到想法一致的同伴。這些都是本來應該發生在城市空間之中的行為和情竩，如今要借佔領街頭才能實現。由此可見，政府將所有城市空間交托給資本倫理管理的政策方向絕對需要修改，否則問題只會一直翻發。另外，公共藝術如雨後春sun的爆發，亦顯示新一代創意其實十分豐富，只是公共空間的商業管理不斷禁止這類行為。政府多年不停撥資源去推動的創意產業也停滯不前，反而雨傘運動不消一個星期就發展出有聲有色的公共藝術。佔領運動為日後的社會做了一個成功的實驗，值得硏究和討論，以佔領運動的合法性來對其全盆否定亦是一個非常反智的做法。

雨傘運動的隱性原因

至於佔領的另外一個意義，就是奪回如何使用空間的自主權。城市空間落入資本倫理之中，講求移動的方便快捷。四通八達的地鐵網絡，中環銅鑼灣等鬧市地下通道和行人天橋網絡等工具，令我們早就忘記了用雙腳行走在城市的地上的感覺。佔領初期筆者就曾和學生討論過，佔領發生後的第一個震撼，就是原來中環和金鐘的距離是這樣接近的。兩個都是大家經常出入的地方，但我們卻對於他們之間的空間非常佰生。佔領就是對城市空間的重新認識，令我們反思自己的生活模式。城市空間到處都充滿着對身體的控制和規章。社會學家Hannah Arendt 於50年代指出， 現代社會沒有皇權的統治，但並不代表人們得到自由。現代人到處都被社會規範和資本倫理所控制，這種 ‘無人之治’ (‘rule of nobody’) 比起皇權更加嚴苛，因為人們連反抗的對象也沒有。根據哲學家Michael Foucault的研究，依靠君主以生殺大權統治領土的權力結構於十七世紀開始發生了變化。領土的權力核心開始着重對人口的管理，透過保障領土內人口的生活來進行管治，而不是只靠武力的規訓來建立權威以統治民眾。權力的實體漸漸變成醫院，學校，監獄等保障人口正常生活的機構。管治者透過這些機構來管理領土，就好像”全景監獄” (Panopticon)一樣，民眾被看不到的權力所管治。這樣並不代表權力在社會消失，只是因為權力被分散成眾多控制生命的機構和機制，社會開始透過既定的模式自我管理。

這樣的一個自我管理和調節的機制，避免了革命的發生而今社會得以發展。然而，香港近年就似乎失去了這種自我糾正的功能，城市空間在資本倫理的侵食之下越來越變得單一化，甚至連政府部門也採用一種家長式，由上而下的模式去管理空間。從前的舊式公屋，承襲英式粗獷派公共房屋設計，走廊屬於大家自由使用的公共空間。公屋長大的小孩，出走廊玩耍丶踢球是常識。如永利街的台階式民居，鄰里在前地一齊分享飯菜，互相幫助的情誼，於近來幾乎完全消失。在政府死板的都市規劃之下，空間講求預設的用途，例如道路的用途為行車，廣場用途為上落客。在這樣的環境下，城市空間快速地單一化，空間的多樣性被沒殺，令人失去蘊釀個人丶個性的空間。香港的特色彷彿就是無特色。這種㥬惶就是雨傘運動的一個隱性原因。要真正解決問題，我們有必要認清這個原因，為公共空間重新注入動力，釋放空間的多樣性，給予人們選擇生活模式的自由，重塑令香港人自覺為家的城市。

社交媒體城市的解藥

雨傘運動突顯新一代追求的價值，偏向個人修為丶自我實現等靈性的範圍。反對以資本倫理為上的社會模式。理念上和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 (May 68) 相似，同屬對於公民社會的追求，亦如’五月風暴’一樣無統一的組織者。地理學家Steven Graham於<Splintering Urbanism> (2001)一書認為，這樣的社會運動扭轉了既有的城市規劃模式 – 從一個依賴大型建設，大範圍由上而下的規劃，轉變為協調城市中各個細小的空間，甚至劃分出一些例外的飛地(enclaves)來保持城市空間的個性。這些空間各自能夠容納不同的個體和行為，互不相干而又互相連接。

城市空間需要不斷的演化來滿足新一代人的需要，而雨傘運動就是改變的契機。雨傘運動的發展，和近年國際間幾次的抗爭同岀一徹的，依仗社交媒體傳播消息。抗爭者隱藏於市中，其行為模式亦難以觸摸。有動漫博客(1)發文指出，雨傘運動出現了如動漫<攻殼機動隊>中的 ‘Stand Alone Complex’ 現象: 個體由於都從同一個網絡接收訊息，所得的資料和看到的畫面近乎一樣，因此不約而同的作出同樣的判斷和行動，如自發的走到街頭，捐出物資等。城市空間面對這樣的個體，要變得更開放，甚至完全瓦解既有的規律，將空間由資本的倫理中釋放，重新回到公共空間作為社會丶政治領域的空間的基礎上，甚至如建築師Manfredo Tafuri 所言: 建築的無用性 (uselessness) 之上，城市空間才能複製出多樣性去容納高度自主的個體。公民社會需要的城市空間如社交媒體一樣是自我管理丶自我調節的空間。Stand Alone Complex 的個體缺乏代表，現今的政治講求對網絡丶對大數據的掌握。政府需要想辦法將大數據吸收到體制之中，政策才能貼近民意。城市公共空間則必須回歸到民眾手中，和人們的意志一致，恢復公共空間的認受性。這樣，城市才能歸納出自己的主體性，城市空間才能重塑培養文化底氣和個人身份的功能, 産生足夠的多樣性令城市繼續作為載體去容納不同個體。回到城市作為政治空間的本性上重新出發。

【作者博客：http://dfgatelier.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