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

談談那班「討厭的成年人」/ KFC

同學們:

上一次給您們寫信是放催涙彈那天的早上,原來一轉眼就已經快兩個月了。

記得那天下午看到警察配備了面罩,知道快出催涙彈了,常識驅使我出門,買了人生中最多一次的毛巾和一些水到金鐘。

The rest is (still a living) history。

這一個多月來您們向所有人發出的「回信」我收到了。相信全世界大部份人也收到了。

可能因為早知道這城市的主流傳媒大都不可足信的關係,所以這個多月來除了到現場「實地視察」之外,我通常只會選擇看自己每月捐款的網上媒體的第一手資訊。

所以,能夠清楚看見您們的「字跡」,是一手很美麗很有力的字。

可是僅此而已。信的「內容」,坦白一點説,還是乏善足陳,仍在那三十年來沒有進步的框框之內。

這「框框」,人言人殊,有人叫它做「安定繁榮」,有人給它蓋上一塊叫「愛與和平」、「和諧」的美麗外衣,有人索性將它擬物化,叫「基本法」。

而我就較喜歡用status quo (現狀) 來形容這個「框框」。我有時會想,您們想要的答案要是真的還在這已經佈滿裂紋的「框框」之內,也許我們上一代已經找到了。可不是嗎?

這次再寫信給您們,其實沒有甚麼特別的原因,主要是個多月下來,自己有一些感受不吐不快,想跟您們分享一下而已。

記得上次提到了一班比您們更討厭的成年人嗎?我這次想談談他們。(藍/綠/紅絲帶不在討論範圍之列,原因不用說明吧。)

第一類我叫他們做armchair genius/prophets。這類人的特徵是喜歡坐在家中/公司中的扶手椅上,以專家/評論員自居,用中南海或白宮的高度來評論事件,誇談自己豐富的「經驗」,來提議您們下一歩應該怎樣做,或預言事情的發展。事實上,他們有的通常只是失敗的經驗。這就像賭場中屢戰屢敗的賭徒教導您們這班新手如何在賭枱上戰勝莊家一樣的荒謬。面對這種人,我通常只會提醒自己:「不要聽他們『講』甚麼,只要看他們在『做』甚麼」。只講不做的還可以一笑置之,但講一套做一套的卻尤其可惡。例如很多自稱愛國愛港的人士卻拿著外國護照,又或者一些權威士叫您們學好普通話去大陸發展但卻把自己的子女往外國送的人等等。而這類人之中最可憐那一班,叫「維園呀伯」。

第二類叫blindfolded habitual liars。這類人政經界最多,而689是表表者,他的事不用細說了。我想說的其實是另外一些人。這種人的謊言比較難被發現。他們看來很快樂,因為他們喜歡不停編做謊言欺騙自己,無視身邊發的事,假裝一切安好,自以為可以用以往的方程式生活下去。他們對所有問題的看法是「沒有看法」,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最輕鬆和安全的選擇。很多還會拿香港跟外國比較,說香港其實已經很好,並埋怨很多人「搞事」,説他們「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應阻人搵食/發達云云。現實上,他們除了少數已經發達搵夠上岸以外,大部份人仍然在社會上浮沉,要不停搵食去供樓/養父母/養小孩。莫説發達,在這「勝者全取」的社會下,連追通脹也有點吃力。偏偏他們會滿足現狀,並花盡心機去「培養」自己的下一代,希望他們成為下一場「飢餓遊戲」中的勝利者。他們看到子女跟自己一樣忙碌的時候,偶然也會明白這有點不妥,但是與其努力嘗試打破這「框框」,他們會欺騙自己,訓練下一代去「贏在起跑線」,並認為未來是有希望的。所以,他們應該是可憐的,不過,相比他們的下一代,他們也許是幸福的。

第三類叫halo-fetish defeatists。這類人很多是社會裏中上層,或者是飽讀詩書之士。要辨別他們不難,他們的口頭禪有「對歷史/自己/下一代人交代」「道德感召其他人」等等。事實上,他們從不相信自己會勝利。他們只想讓人知道他們曾經爭取過(並且失敗了),然後他們就可心安理得地在這裏/外國活下去。我試圖瞭解他們的想法:他們之所以不停地講「交代」、「道德」,正是因為他們太在意別人/後世對他們的看法,迷戀自己的「光環」。這種人我在「佔中商討日」中看見過不少。我記得當日我忍不住在其中一個小組發問:「你們談了這麼久,究竟有沒有人想過萬一佔領『成功』了,人太多政府不能清場,究竟政府要具體上做甚麼大家才會撤離?這件事不是更值得『商討』嗎?」從他們驚訝的眼神,我立即知道:事實上他們只幻想著被抬、被捕然後成為聖人的劇本,他們是典型的失敗主義者。最近這些人的領袖,好像在四出奔走「善後」、叫所有人撤退,自己去自首。他們大概是怕最終流血收場,沾污了他們那頂「失敗者的光環」吧。

第四類叫can-kicking lip-servicers。這種人很多,我也可以說是其中之一(那麼以下就用「我們」吧)。我們很多是民主的「支持者」,知道社會上有很多問題,跟您們的領袖明星碰面時也許會握手拍照。有些人會在FB讚好講民主的文章,有集會的時候會循例到一到說聲「加油」,也許還會捐一點錢。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我們很喜歡用的一句話叫「我支持xxx,不過做yyy冇用呀⋯⋯」來掩飾我們的「不作為」、「齋講唔做」。我們不準備付代價,因為現實上我們還是可以活下去的,所以我們心存憢悻,希望把問題像街上的空罐子一樣踢到下一個街口再算。「也許到時有『執達吏』把那罐子拾起呢」我們很多人是這樣想的。

最近看來,集這四種例子於一身的可算是那班自稱「泛民」的議員。他們會一邊跟你講要「行動升級」全面跟政府不合作,但一邊又卻繼續坐在不公義的議事堂內(很多坐那𥚃快20年了),開會通過政府提出的法案(如增設科技局等等),他們甚至會「強力譴責」試圖闖入立法會的抗爭者,比建制派立法會主席還要迅速。可是,幾年後他們在您們面前乞票的時候,他們又會再一次向您們許下一些承諾(在這制度下永遠不能做到的事),叫您們相信他們多年來的(失敗的)經驗,並試圖再次把那空罐子踢到下一條街那裏去。

很討厭吧。可惜,現實就是這樣。

說說我的近況吧。自從那天以後,其實一切不變,只不過每日多做了一件小事:早起半小時送早餐給您們在佔領區前線留守的同伴。他們看起來沒有以上提及那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那麼討厭。從他們的眼中,我看見了我們這班人早已沒有了的「決心」和「勇氣」。我需要自私地借他們的一點來鼓勵自己在這城市待下去。

最後,可以讓我説一點奢侈的希望嗎?

請您們不要太快變成我們。因為我們這邊,人已經夠多了。

祝安好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分類:政改,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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