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間旅遊公司正向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庭提出訴訟，向他索償示威期間的商業損失， 其他類似的索償可能會陸續提出。

從法律及社會政策角度，民事法所賦予的保障，並不包括被針對的受害人所蒙受非蓄意導致的商業損失。承擔這些損失，就是在奉行市場主義的自由社會中的其中一種取捨；誰也不保証必有盈利。

這是由於生意的成敗由很多因素導致，因此，法律很早已確立公眾人士，包括進行公眾示威的人士，對企業沒有法律責任。

例如，機師罷工一定會對機場附近的商業活動帶來損失，但甚少人會認真以為機師需要為那些商業損失負責。罷工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其中一個特色。

再者，當有些商舖的經營舉步維艱，同時另一些卻生意興旺。在最近的示威活動，麥當勞、屈臣氏蒸餾水及7-11(還有不少不具名的雨傘製造商) 明顯獲得意料之外的額外收益，但沒有人期望他們會繳出這些得益。

從法律途徑索償還會遇到其他問題，有些涉及因果關係(causation)。誰人或者甚麼導致這些損失呢？讓我們考慮以下情況：

在抗議中最矚目的人士是否組織或運動的發起人呢?他們之中任何一人就是令到大批市民來到示威區的原因嗎? 不論從常理或法律角度而言，答案都是否定的。

市民是根據他們的自由意志參與示威，在法律上，他們參與示威的決定會被視為一個新的介入事件(intervening event)，中斷了任何可以歸於社會運動發起人的因果關係(causation)。

事實上，如要將示威者定性為道路阻塞的原因，便需要將成千上萬的參與者視為一個群體。

除示威者外，還有其他可能導致道路阻塞的原因。政府封閉本來被學生佔領的添美道及鄰近的公眾地方之決定，迫使大批到來的人士走到附近的道路。

這導致夏慤道及干諾道的嚴重擠塞，如果添美附近的公眾地方沒有被封閉，估計附近的道路不會發展成現時的大型集會營地。

在9月28日於夏慤道發放催淚彈時，我目睹大批市民湧向金鐘道，部份來自從夏慤道而來的人潮，造成另一條主要道路的阻塞。由此可見，政府可能是道路阻塞的緣由。

再者，社會上普遍認為，警方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發放催淚彈，是令更多市民走出來阻塞街道的原因。

與政府一樣，香港警務處肯定是比無組織的示威者更容易識別及值得提訟(lawsuit worthy entity)。如政府一樣，香港警務處有足夠的資源支付由商戶可能提出的任何索償。

接下來是決定立即停止所有內地旅行團到港的中央政府。暫停內地旅行團到港的決定應該會對一系列的企業造成損失。那麼，是否亦應向北京提出索償呢?

事實上，生意的成敗由很多因素決定，讓我舉幾個例子：競爭、政治環境、整體經濟環境、管理。很多在佔領區的企業已預期示威會發生並有應變計劃，它們仍然在盈利的情況下如常運作。

因上述及其他原因，受示威影響的商戶還是不要浪費金錢在沒有勝算的索償上。

或者他們應該著力於遊說政府成立專案基金，補償受示威影響的小商戶。對政府而言，成立基金會是一個受尊崇的舉動, 因為即使不談在控制示威時作出不明智的決定，政府就著這幾個星期市民清楚表達的不滿，應負上一些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