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德國媒體是這樣做的,最少目前是……/楊天帥

德國奪得世界盃那夜,作者於漢堡攝的慶祝狀況。

德國奪得世界盃那夜,作者於漢堡攝的慶祝狀況。

(自編自按:本文為作者在漢堡參與媒體使者交流計劃之後記第一章(要是還有時間和心情寫第二章的話))

中秋雖過,但九月的漢堡依然溫暖如夏。陽光肆無忌憚地自二百七十度窗戶直射而入,灑落在這個辦公室的絨毛地氈上。辦公室約莫二百呎,桌上擱一部 Mac ,兩個 mon ,旁邊放三個書架,上面是世界各地攝影家的作品集。書架前有一個寬敞的空間,備有投影與音響設備,打開摺椅便成會議室。平日同事在這裡討論公事。

這就是吸啜著新鮮出爐黑咖啡的我此刻身處的辦公室。在案頭擺放整齊的文件堆裡面,有一疊某香港人物的背景資料。他將會是下期 GEO 的人物版主角。為了訪問他,我們將派記者從德國飛到香港。毫不猶豫,毫不手軟,只因我們相信為了讀者,為了世界,這是正確的事。

還有甚麼比一邊收錢一邊做正確的事,更令人感到愜意?

只是天知道這愜意還有多長壽命。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七月某日一覺醒來,主場新聞就結束了。記者窮追想要問出秘聞,然而我所知的並不比屋村樓下捉棋的伯伯多。互聯網顯然並未有成熟到把地域界限徹底打破。

時至今日我依然有很多事情一頭霧水。我只知道一點,就是老闆叫過我幾次:比心機讀書!

於是,我比心機讀書了。

說讀書也不盡然。正確而言那是 Robert Bosch Stiftung 中德媒體使者交流計劃。交流當然是一種雙向的往來關係,問題是我沒有甚麼可以拿出來。一群專家、教授面對著一個丙等榮譽大學畢業生,實在沒有甚麼好下問的。於是我來到德國,只有學習而沒有交流的份。每天在 Hamburg Media School 的教室上課,我只能像一個新入學的 freshman 那樣一動不動,乖乖聽講。

一個月下來,即夠讓我大開眼界(誰叫我是一個丙等榮譽畢業生)。我學習了如何當臥底偵查印度某公司危險處理廢船;學習了如何訪問一個只答 YES AND NO 的明星;學習了如何搜索馬航飛機墜毀地點;學習了如何繪畫政客召妓路線圖;學習了在傳出教宗支持獨裁者的消息時,如何判斷真偽;也學習了如何在找到這些妙趣橫生的新聞之後,把它們賣給編輯。我甚至在最後一課學習了如何管理自己的精神壓力。自倫敦專程飛來上課的老師問我們對抒緩壓力有甚麼提議。然後他以不無凝重意味的神色把白板分成三個部份:事前,當刻,事後。我做的是文化藝術,沒有甚麼精神壓力,只能很傻很天真地回答:睡覺,睡覺,睡覺。老師卻說好,也真的把三個 SLEEP 寫在白板上了,真是有夠寬容。其實這是專門為戰地及災難記者而開的課。在這兩個領域面前,我就像鄉巴佬一樣無知。

當然我可以推說,這個世界上有林林種種的記者。藝術文化的不會知道戰地新聞怎樣做,正如戰地記者的也不懂得文化新聞如何入手。我的無知純粹是因為版面不同。

本來我是這樣想的,直至我開始了實習之後。

老實說,我好歹也算是當傳媒有一段日子,實習甚麼的,絕不可能帶著「一嘗當記者滋味」的心情去做。我以為去 GEO ──一本與 National Geographic 當對手的雜誌──是來幫忙的。或者說或多或少可以貢顯一下自己的能力。可是踏進公司大門以後,我才發現原來自己比自己想像的更傻更天真。

GEO 是傳媒機構,我做過的某知識份子報也叫傳媒機構,可是它們實際上是兩碼子的事(主場新聞分明是特例,就不在此比較了)。

我加入的部門是圖片編輯部,部門主管 Ruth Eicchorn 人極友善,而且非常厲害(曾是 World Press Photo 的評審主席)。在她面前我只能努力裝得不那麼大鄉里。幸好她沒有考我「甚麼是圖片編輯」,否則我裝聰明的努力就要從根本上崩潰,因為我很可能會回答「圖片編輯?之唔係執相囉」。我不知道原來圖片編輯的工作是與世界各地的攝影師聯絡,搜羅並洽談刊載他們的作品。一個出色的圖片編輯,對全球傑出攝影師如數家珍,知道他們做過甚麼事,正在做甚麼事,將會做甚麼事,只因他們隨時準備像餓壞了的老虎那樣,把優秀的新作一攫而下,第一時間獻給讀者。有時候,圖片編輯亦會捋起衣袖說,「來,我們自己辦點事吧!」於是他們便委約攝影師合作。委約之前要談概念、談構圖、談預算,談圖文配合。等到一切都談好了,才落手落腳拍攝。

我不知道是否香港的傳媒都這樣,但在我從前做的知識份子報裡面,從來沒有聽說過圖片編輯有這樣繁複的工作。「去影D相返黎啦!要橫要直!」這就是編輯給攝影師的全部指令。有圖塞落版就得。在香港,文字編輯總是讓圖片部門「配圖」;而在德國,圖片編輯絕對有權讓文字部門「配字」。兩者的關係是對等的。

這裡的「攝影記者」意味也跟香港不同。在香港,攝影記者叫 “Photog” (讀音: fo-talk)而不叫 “Photo” (讀音:fo-滔)。我不知道這個細節有多少人注意,但那或多或少暗示了一點,即香港多數攝影記者其實不是攝影記者 (photojournalist),而是攝影師 (photographer) 。後者的職責就是拍好照片,除此以外別無其他。而前者則又添加了記者的功能,不僅要拍好照片,還得自發去尋找有趣、值得關注或需要關注的故事,再以 photo story 的形式表達出來。

當然,正如香港許多記者因為稿量過多變成了車衣女工,攝影記者之所以變成攝影師,也不是因為他們做不到,而是體制沒讓他們做。香港的攝記永遠由朝到晚配相、配相、配相。即使有人不甘於此,做自己 project ,也幾乎找不到發表空間。你在香港的報章雜誌,幾時看到過 photo story 的版面?

事實上不僅是圖片部門,GEO 的運作哪裡都和我所認知的香港傳媒不一樣。編輯部為了一個值得做的香港人物故事,會義無反顧派記者前往採訪。設計部為求得到最吸引的封面,每期會做出多達五十個試版。由專家隊伍組成的 Proofread 部門不只確保文法語句無誤,亦負責 fact-checking 。作者寫奧巴馬五十二歲,Proofread 部門還會去確認他今年生日過了沒。「喂,雖然訪問是七月做的,可是他八月生日,九月雜誌發行已經是五十三歲了啊!」那記者便得改回五十三歲。即便小至 Infographic 部門亦有屬於自己的畫布。每期 GEO 有兩頁版面由 Infographic illustrator全權主理。自己尋找題材,自己搜集資料,自己約訪問,再把結果以 Infographic 的形式傳達。或許他們不應該叫 Infographic illustrator,而應該叫 Infographic Journalist 才對,我想。

或許這就是「大機構」與「小機構」的分別。我在香港打過工的報館規模已不算小,但與 GEO 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GEO 印行十數種語言,隸屬的 G+J 旗下還有 STERN、GALA 等刊物。香港人或許不很知道,可德國人都是讀著它們長大的。G+J 又隸屬 Bertelsmann 集團,Bertelsmann 77.4% 的股權由 Bertelsmann 基金會持有,後者是慈善團體,所以為 GEO 打工,其實也算是貢獻社會。資本主義,也不必一定要為資本家服務。

有著這樣的意念承托,你可以想像 GEO 的員工福利一定不會壞到哪裡。廉價飯堂、咖啡店是一定有的。工作環境也極佳,比方說我的辦公室就是一例(當然實際上不是我的。這是 Ruth 的辦公室,她去中國出差了,讓我坐)。每個員工還可以因應自己的需要,向公司要求度身訂做的傢俱。比如說有一位同事腰板不好,不能久坐,公司就給她安排一張可電動升降的桌子,方便她坐一會、站一會。

可這一切或許都將成歷史。大約半個月前,G+J 宣布了它的裁員大計,目標是讓公司從二千四百人瘦身至二千人。管理層想把員工像身體各部位的贅肉那樣一點一點削去,減完 bye bye 肉減肚腩,減完肚腩減 pet pet 。首當其衝的是 STERN 雜誌,整個二十多人的圖片技術部一夜間消失。工會隨即在公司大堂召開會議,收白信封的員工捏緊咪高峰訴說他們的故事可是無補於事。G+J ,一如全球許多傳媒機構那樣,同樣躲不過互聯網的衝擊。雜誌銷量和廣告收入,像漢堡秋去冬來的氣溫,每天低一些、低一些。

一天午飯,Ruth 說她也收到來自高層的電郵,問可否削個人頭。Ruth 說她想也不想就 say 了 no 。

「不過這下我們還能撐多久呢,或許大雜誌的時代確實已經過去了。」Ruth 說。「取而代之的是小雜誌。專門給貓狗主人看的,專門給母親看的,專門給孕婦看的……它們本少利大。」

我忽然好奇,今後還有多少實習生有機會目睹一本大雜誌的誕生。想到這裡,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了。

分類:社會, 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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