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os

談談「天學」與古代的宇宙觀(上)/林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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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的中國古籍中,最早出現「天文」這個詞語的就是《易經》,當中提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是指各類天體運行而產生的景象。古代中國和古希臘在天文方面都有著重大的發展,是人類研究天文的始祖。由於各種的因素,例如文化和歷史之間的差異,導致兩國在天文學的研究模式和宇宙模型上,有著明顯的不同之處。本文將重點探討這兩個不同的民族的天學和宇宙觀,並嘗試分析個中的原因。

古人為甚麼要研究天文學呢?

很多人可能會答:「天文學的出現是為了農民。」中國的陰曆又名為「農曆」,反映出曆法對農民來說是十分重要,因為從事農業生産的人,都需要知道季節和氣候的變化。可是,其實農民對曆法知識的需求其實很小,而且不用太精確,農民通過對動物、植物和氣候的長期觀察,就可以大致確定節令,二十四節氣名稱中,有二十個與季節、氣候及物候相關。另外,一些考古學家都表明農業的歷史比天文學的歷史要久遠得多,在還沒有天文學的時代,農業就已經開始發展著。所以,古代農民和一般的老百姓基本上都不懂得甚麼天文學。

「天文學的出現是因為游牧民族要訂定季節。」這個答案比先前的答案較為準確,因為蒙古人早就已注意到了太陽的升落、月亮的圓缺和星辰回轉等天文現象。蒙古統治者亦十分重視天文歷法建設,組織各族天文學者開展天文觀測和編制歷法。蒙哥汗於1259年命回族天文學家納速剌丁在蔑刺合城北高岡建天文台,在大量觀察資料的基礎上,編制了一個名叫《伊爾汗歷》的天文表,在世界天文史上贏得榮譽。

何謂「天學」?

很多人稱古代中國的「天文學」作「天學」,是因為中國的「天文學」和西方的很不同。中國「天學」最大的獨特之處就是有很多的星占學(Astrology)成份。星占是用星像知識預測社會禍福吉凶的一種法術。十六世紀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說過:「他們(中國人)把注意力全部集中於我們的科學家稱之為占星學的那種天文學方面;他們相信我們地球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取決於星像。」法國學者達朗貝爾(M.Delambre)亦說過:「中國歷史雖長,但天文學簡直沒有在中國發生過。」

古代中國「天學」與農業的關係其實不太密切,古代中國的天學知識都是在星占學活動中產生和發展的。星占學雖然不能等同於天文學,但它卻離不開天文學知識,星占學能夠在特定的任意時刻計算出太陽、月亮和五大行星在天空的準確位置,雖然有迷信成分,但它卻是一種在中國古代社會中起過積極推動作用的知識體系,更曾經極大地促進了天文學知識的積累和發展。

天文與權力

在中國的歷史中,帝王被視為文明社會中許多事物和觀念的創造者,歷代帝王都將星占作為自己政治統治的護身符,代表自己有著神聖的使命。古代中國天學為政治、社會和精神而服務,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易經﹒系辭下傳》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在中國古代文明的早期,天學在政治上的作用極其巨大,大到成為上古帝王之頭等大事、甚至是唯一要事的地步。上古帝王們需要天學,當然不是因為「熱愛科學」,也不是為了幫助農民種地,而是王權的確立。除了需要足夠的軍事經濟力量之外,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是擁有「通天」的能力,即在天與人之間進行溝通的手段。

古人沒有現代的「唯物主義」觀念,他們堅決相信「人」與有意志、有感情的「天」之間是可以而且必須進行溝通的。而「通天者王」的觀念是中國上古時代最重要的政治觀念。帝王必須擁有通天手段,其王權才能獲得普遍承認。在古代的各種通天手段之中,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種就是天學,包括靈台、儀像、占星、望氣、頒歷等等在內的一整套天學事務。擁有了自己的天學事務,即是靈台、儀像和為自己服務的天學家,才能夠昭示四方,自己已經能與上天溝通;而能與上天溝通的人方才能夠宣稱「天命」已經歸於自己,因而有為王的資格。

有趣的是,在中國古代,最先從事天學的是巫覡,他們是現代人通常概念中與科學家相對立的人物。巫覡的職責,就是與天、地、人、神溝通。在現代自然被認為是迷信、是騙人的無稽之談。但是在上古社會中,他們卻因此而被認為是非常神聖的人物,甚至可以說是半人半神狀態。而巫覡與王權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在上古時代,帝王本人往往就是巫師,而且是群巫之首。但在古希臘,最先從事天學的是哲學家,而不是巫覡,在下文會再次提到這個觀點。

中國古代天學的官營傳統

在古代中國是沒有民間和私人的天文學傳統,在封建專制政權中,天學事務總是由皇帝直接擁有和經營,官營天學的傳統在中國持續了至少三千年之久。由於天學與皇權在上古時代有如此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天學在中國古代有著極為特殊的地位,而必須由皇帝壟斷。道理很簡單:在同一個區域內,皇權當然是排他的,即所謂「一國不容二主」。因此,在爭奪皇權的過程中,將不惜犯禁以建立自己的通天事務。

當在皇權爭奪戰中的勝利者已獲得皇權之後,必然回過頭來嚴禁別人涉足天學事務,歷代王朝往往在開國之初嚴申對於民間「私習天文」的厲禁,連收藏天學圖書或有關的儀器都可能被判徒刑乃至死罪。上面所說的這種情況在早期更甚,而直到明朝建立時仍沒有本質上的改變。隨著文明的發展,確立皇權時對於物質層面的訴求增大,天學漸漸從確立皇權時的先決條件之一演變為皇權的像征,再演變為皇權的裝飾,其重要性呈逐漸下降的趨勢。

儘管從明末開始,對於民間「私習天文」的禁令已經漸漸放鬆甚至消失,但是官營天學的神聖地位一直維持到清朝滅亡。天文星占學是中國古代的一大學問,軍國大事必須依靠它來指導。雖然歷代多有嚴禁民間私習的法令,但那些「與國同休戚」的高官重臣,必須對天學有所掌握;而那些關於私習的禁令,對他們自然也不會「一視同仁」。因此,一些在現代人心目中是政治家、文學家等等的中國歷史人物,曾經是當時的天學大家,甚至擔任過太史令之類的官職。

參考資料:
江曉原著,《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
江曉原著,《天學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圖片來源)

分類:Cos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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