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閱讀中國的另一種視角-讀《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何雪瑩

(原文載於2014年9月21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上星期跟朋友出席了一場關於中國戶口改革的研討會。 講者是中國戶口問題的權威,他說中國應該加快戶口改革,讓由農村到城市工作的民工得到城市戶口,真正落戶,十五年來將讓城市人口增加若干千萬人,採取怎樣的措施。講者明明講得非常清楚,我和朋友卻各有困惑。戶口改革最終固然是為了消除中國對農村戶口的歧視,令民工在城市打工也獲得社會保障,達至真正的人口城鎮化,消弭社會不平等,但要如習近平語達至「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當中過程如何「以人為本」?

千呼萬喚始出來,今年三月中國國務院頒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明顯是意識到中國城市發展那些人盡皆知的問題﹕假大空、大白象工程、環境污染、城鄉二元差距等,當然還包括討論已久的戶口改革,決心取消城鄉戶口二元制。 鐵路和公路,既支撐城鎮化發展,負擔物資和人才交流的重任,也是地方官員政績工程和企業撈油水的大好機會。《規劃》定下目標,二○二○年普通國道基本覆蓋縣城,國家高速公路基本覆蓋二十萬以上人口城市。事實上中國的高速公路網的增長,有如蜘蛛吐絲輕易。一九八八年全國第一條高速公路滬嘉高速公路通車,今天全國高速公路總長度已超過十萬公里。當高速公路有助建立更以人為本的城市,那麼建公路的過程以人為本嗎?

中國七○後紀錄片導演張贊波,拍攝了一部「公路紀錄片」。這不是一部浪漫的公路電影,他沒有為了尋找人生方向開車在荒涼蜿蜒的公路上狂奔。二○一○年春天起,他由北京到湖南西部懷化市外的中伙鋪村,在溆懷高速公路第十四合同段項目部三年。每天跟修路工人、各個單位的判頭工作和生活在一起,除了拍成紀錄片「大路朝天」,同時寫成《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寫到這裏,你應該以為我又要開始說着在中國的高速發展下,背後是多少建築工人的血與汗所成就,大白象工程之下盡是剝削和不公義。這是對了一半。當中國社會在三十五年間的發展進度幾乎等於歐洲二百多年前工業革命以來取得的成就,這裏有的是難以理解的複雜性,說白點是「騎呢」。

例如書中的挖樁工人老何。老何是四川重慶人,他帶着兒子小何、媳婦等二十幾名男女老少民工,前來投奔湖南的包工頭。這些不是你一般認為定居在城市打工的民工,他們是民工中的季候鳥﹕來湖南之前他們在武夷山打樁,當時福建正值雨季,無法開工也沒有收入;包工頭之前跟他們在張家界工程合作過,知道這重慶小隊刻苦耐勞,就他們由福建坐車到湖南去。

至於什麼是挖樁,就是為高速公路大橋的橋墩打地基,這些圓形樁井直徑兩至三米,深二十至三十米,挖好就灌混凝土,橋的穩固程度首要就看地基打得好不好。你無法相信這種往地下打三十米洞的工作,至今在一些工地裏還是完全由人手進行。而且每個樁的小隊只有兩人,大多是父子兵、親兄弟和夫婦。想當然不用機器挖而用人工樁就是為了省錢。老何和小何的隊伍運氣不好,遇上的地質盡是石頭,當工錢以每挖的深度算錢,難搞地質自然令父子倆的進度大大落後,薪水比其他人少一截。他去找工頭理論要求加薪,你以為工頭盡是無良、壓榨工人,一開始老何跟他搞得有點僵,沒想到工頭竟然答應了;可是其他人的樁井既沒有石頭,那就維持原來薪水,這樣「同工不同酬」就讓其他工頭在背後說其實大家的工錢也有調整,只是老何「貪污了」當中的差價。

工人之間的不團結也許不是最神奇。老何這種由農民轉民工的中年人也許書念得少,卻處處顯出做人處事的世故巧思。經過這場加薪戰役,還有老何帶來一名工人工傷,老何和工頭的關係鬧得不好。老何請工頭和工人來家中作客,美其名是為媳婦慶祝生日,實際上由媳婦下廚煮一頓上好的四川菜宴請工頭,他口中的「杯酒釋恩仇」。換了在別處,老何會否有出賣工人的嫌疑?畢竟對着「麻煩工人」,資方跟部分人打好關係分而治之,就是擊潰工人勢力的捷徑。無論如何,觥籌交錯之後,老何和工頭就維持着一種微妙的角力關係。

書裏沒有劍拔弩張的勞資對立,不是歌頌勞動者而資本家一定是魔鬼那種發展主義的批判。然而愈細緻的描寫愈見當代中國的複雜性。作者說當藍白紅三色在法國代表「自由、平等、博愛」,在中國則是工地裏紅白藍三色的帆布,和隨着工人流徙各地的紅白藍膠袋。也許這種紅白藍也不啻是種變了形的自由。上世紀二○年代汽車在美國開始普及,配合公路網發展蓬勃,美國人開始向郊區遷移(suburbanization),每天駕車到市中心上班下班,在高速公路每天花上三、四小時。美國研究學者Dr. Cotton Seiler分析美國汽車歷史,指出從一開始,汽車對美國人來說就遠不止於交通工具。汽車代表移動的自由、選擇的自由、人生走什麼路的自由,還有探索未知旅程的自由,這正是美國夢不可或缺的部分。早期汽車工業利益團體賣廣告,也發起運動爭取興建更多公路,打的旗號就是Car is freedom的口號就靠高速公路來成就——自由這詞語在美國的語境一向意義尤深。

書中說到,中國二人組合「鳳凰傳奇」二○○五年的一首流行曲《月亮之上》,成為了大眾最喜愛的「國歌」,尤其多人把它設成電子鈴聲,在市場裏、工地裏、火車裏,總是此起彼落。歌詞開首是這樣的﹕「我在仰望 月亮之上 有多少夢想在自由的飛翔」,作者想起了去年廣為宣揚、由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當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是實現所謂「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說到底跟個人的夢實在是差很遠。然而我近來沉迷的歌唱節目《中國好聲音》,無論有選手出線抑或淘汰,旁白、導師和主持人都重複一句﹕「不要放棄你唱歌的夢想(無論他唱得到底有多爛)」;導師也最愛問選手﹕「你有什麼夢想?」。《紐約客》駐中國記者Evan Osnos的新書Age of Ambition記錄了多個中國人追逐夢想的故事﹕哪怕是付大錢學瘋狂英語的學員,搞網上speed dating網發達的家庭主婦,每個人的背後都是夢想。有說這是中國的「鍍金年代」(Gilded Age),只要有夢人人都能發達;只要努力,夢想必能達成,這就是支撐資本主義運行的動力。

張贊波筆下的中國和工人,總是讓我想到很多平時見過和聽說過的中國人。八月至九月初廣州大學城發生了一場罷工,二百多名負責清潔的環衛工人向資方罷工,背後的故事遠不止解僱、違反合同,他們十年前農地被徵收起了腳下的大學城,成為失地農民的他們唯有在原來的家園當上環衛工人維持生計。他們的維權過程艱苦,卻產生了一種得之不易的群體連結。了解中國,除了讀中南海引人入勝的權力鬥爭、國企改革、戶口改革,我們需要更多張贊波一類的視角,才能既看見城鎮化和公路建設,也看見鍍金時代之下每一個嘗試安身立命,既被外在條件限制,卻因此發展出一套對付現實的慧黠的,人。

 

 

分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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