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在亂世中,藝術能做什麼?/Arthur Lam

1

近期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大家有目共睹,在此不必多贅。感到香港徹底沉淪的迫切性,政治風暴經已步入流血層面,我們依舊談藝術看展覽,是否只是在無可奈何的亂世中尋找心靈避難所,借寄情風雅美事而忘卻自己的責任?當來到大是大非的時候,藝術又有否更實際的角色?

雖有說當代藝術是社會現況的反照,但不同取向的作品可以差別很大,有的純粹借意舒發感情,也有是較象牙塔式的理論探討,哪怕真的有心做具社會批判性的作品,又能否做到跟目標觀眾溝通 — 什麼樣的藝術能帶來實際的社會變化?如何做才是最有效?怎樣才算是有效?那麼如何能衡量藝術正在「生效」?

藝術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當然不能以客觀的標準來量度,那麼只能靠藝術家自己衡量,為何相信通過作品可以改變社會,而對上述問題的理解又如何以創作和展示方式實踐,例如為某事件提供不同角度,挑戰觀者某些固有的概念,或乾脆宣傳鼓吹變革的信息。

在外國,除了一般用於遊行等活動上的標語海報和沿途公開展示的藝術作品,音樂表演和行為藝術等 protest art,展覽層面的藝術對社會政治的直接關注早已不是新鮮事(較早期的 Picasso 名作 Guernica, Richard Hamilton 的 Swingeing London 67 (f), Norman Carlberg 的反越戰作品 Casket with American Flag, Hans Haacke, Guerrilla Girls 等 );大約十年前,以藝術赤裸裸的談政治甚至一度是藝術界的主流,可以從大型國際級展覽中這類展品的數目得知,以致有藝術學院開辦教授政治藝術創作的研究所課程。這類作品多以資訊轟炸的方式描述特定的地方議題,附加大量文字和圖像資料,而且有一定數目是來自非主流地區(某程度上是為了滿足西方藝術市場的獵奇心態),對事件沒有基礎了解的普通觀眾不容易在參觀展覽的短時間內完全閱讀,亦難以消化信息後產生共鳴。差不多完全放棄美學考慮的處理手法亦不易引起觀眾的感觀興趣,所以這個熱潮近年已有明顯減退的跡象。

1

九十年代的 TACTICAL MEDIA

回想九十年代,當時開始興起的 Tactical Media 是比較激進另類的手段。為了反對政府和大企業透過公共電視、電台、互聯網等大眾媒體單向地給消費者灌輸訊息,一班著重創意的社運參與者試圖運用各種騎劫方式,反被動為主動,宣揚他們希望更多人了解或參與的特定主題。這些「戰略性」的抵抗打著 “Discourse plus art equals spectacle" 旗號,以今日的標準可理解為高層次的惡搞,手法往往超乎想像:

早期的重要例子要數 Electronic Civil Disobedience (1996),這本由美國五人組合 Critical Art Ensemble (CAE) 出版的運動指南主要受到 Henry David Thoreau 的一篇著名隨筆 Civil Disobedience (1849) 所啟發。雖然戰場轉至虛擬世界,與駭客技術有關,但策略跟傳統的遊行抗議接近 — 強調透過組織動員來串連群眾行動,干擾與醫療資源、領袖峰會、移民問題等議題相關的網站。

CAE 對虛擬抗爭作了系統化的理論整理,但實際行動要等到另一藝術團體 Electronic Disturbance Theater 兩年後推出能控制網頁不斷「更新」的電腦程式 FloodNet ,並用於名為 SWARM project [21] 的計劃。同年 Ars Electronica 電子藝術節展覽期間示範如何干擾墨西哥總統府官網、法蘭克福股市及五角大廈,兩天內有兩萬多名網民湧入參與並成功癱瘓網站。美國國防部被逼作出封鎖,而各 EDT 成員則收到官方來信指責;結果吸引到多個歐美媒體大篇幅報導,還登上了New York Times 頭版。

1

Electronic Disturbance Theater

見到實際效果的經典例子還有 The Yes Men 的 Union Carbide exposé (2004) — 1984年,美國公司 Union Carbide 在印度博帕爾的殺蟲劑廠房泄漏氰化物,引致接近八千人死亡及五十多萬人受傷。眼見大部分受害者到現在還未得到應有賠償,The Yes Men 決定以行動重新引起公眾關注事件:方法是極仔細地模仿了 Union Carbide 母公司陶氏化工的網站並解釋博帕爾事件。

其後 BBC World「上釣」,經網頁邀請陶氏代表上電視出席以大災難二十週年為主題的訪問節目,The Yes Men 繼而假扮公司的發言人應約,並在節目上宣佈將來會關懷人類福祉先於賺取利潤,並會為災難事件負全責,經已預備十二億美元賠償與受害者及清理餘下污染物。訪問播出後,市場反應負面,陶氏化工的股票連番下瀉,最後市值蒸發了近二十億美元。

Barbi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以一群女性主義者為首組成 ,由反大財團壟斷的藝術組織 RTMark 贊助,在1993年聖誕期間將三百個會說話 Barbie 和 G.I. Joe 公仔的內置聲帶對調,再放回玩具店。到拆禮物日,男生就會發現他的 G.I Joe 嬌嗔: “I love shopping!” “Let’s plan our dream wedding!” 女生的 Barbie 用低沉嗓音咆哮:“Dead men tell no lies!” “Vengeance is mine!”

被問到行動的目的,BLO 解釋:「我們要抗議兒童玩具商宣揚性別定型!」

以藝術詮釋歷史

相對較直接激進的手法,也有藝術家較為著重融合美學元素,利用創作可以天馬行空的有利條件,加入豐富幻想力去作間接批評和重新詮釋歷史,提供觀眾新的角度去借古鑑今。藝術作為自由民主等形上概念的傳導體,效果未必比純文字論述差,甚至可飾演強而有力的輔助角色,這方面作品的例子近年非常多。

Jeremy Deller 2001年的錄像作品 The Battle of Orgreave — 1984年,當時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以礦業蕭條為借口,削弱工會並將產業私有化,因而導致礦場陸續關閉。為求自保的礦工工會宣佈全國性大罷工,The Battle of Orgreave 就是在17年後將當中最激烈的一場示威重演 (re-enactment)。動員了800人(當年參與的總人數過萬),包括親身經歷過該事件的礦工與警察,280名當地居民演出,片中穿插舊照和當時不同陣營和背景參與者的訪談片段,以回憶和評論的方式討論歷史、礦工、警察與媒體在事件中的角色。從編排、訓練、預演到正式上場,影片清晰紀錄參與者身心記憶逐漸被喚醒的過程。

整個計劃將歷史事件作立體主義式重現,而重演的演員則是將記憶的回視與身體的實踐並置,由反思者變回行動者,藉著部分的角色對調(當時的礦工今次飾演警察,警察飾演礦工),以親身見證帶出有別於主流媒體的角度。一名前礦工就語帶憤恨但精確地指出當年大罷工失敗的主因在於不少人被政府津貼收買。作品成功承續原事件後的效應、罷工未竟的不滿、可能的策劃失序,藉由重演進行公共記憶的再造。

黎巴嫩藝術家 Walid Raad 創辦虛構團體 The Atlas Group,目的是以間接的手法記錄當地的現代史。藉模仿官方機構的調查和研究系統,他製作了近似報紙上汽車殘骸和爆炸後留下坑洞的照片,以至飛彈落在民居屋頂的引擎實物,還包括訪問錄音和文字記錄等,當中有真有假,其後到各地以研究員的身份作公開演講和配合資料庫展覽型式發表。

這項題為 My Neck is Thinner than a Hair: Engines 的虛擬研究計劃試圖追朔人民從生理和心理上體驗暴力的複雜經驗,旨在指出從殘缺資料和層層謊言中尋找真相的不可能 — 而從媒體報導和歷史紀錄的層面看,真相正是它們所追求的核心。

1 2

美伊戰爭爆發前夕,美藉華裔藝術家 Paul Chan 飛抵巴格達,逗留了個多月拍攝,回美後剪接成電影,以對抗美國政府和同謀媒體選擇性地播出經「淡化」的影像。作品 Baghdad in No Particular Order 試圖打破地域和種族界限,呈現伊拉克人真實的家庭、社區、咖啡館和禮拜場所等日常生活片段,儘管在戰爭和獨裁者統治的困境中,但看到的是當地人從容開放和人性化的一面。有別於一般記錄片,作品用上鬆散的敘事結構,而且基本上沒有旁白,巧妙地給觀眾體驗伊拉克比較親密又既苦且甜的味道。

雖然外國不同取向的批判性作品例子不少,但對藝術在香港現況下的角色和作用能有多大,老實說我不知道答案,以上舉的例子只能說明一些可行性。莫說是藝術家,作為普通公民,除了繼續對不公義怒吼也實在難找其他良策去實際改變現狀。期望作品的信息能在社會上發酵外,藝術家維持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熱誠和明確的身份自省在這關頭顯得尤其重要。當代藝術的專業訓練著重提高藝術家對政治民生的敏感度,抱著客觀理解及主動参與的精神,縱使未必要立時改變自己的創作方向,但希望能以各種方式體現自己的信念。

Originally posted on artcanchangetheworld

分類:社會, 藝術

Tagged as: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